佐送上了军事法庭,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老蒋对于日本人并没有历史上那么担心。
此外就是双方军力上的差距也没有历史上那样悬殊,历史上国民政府打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油尽灯枯了,但是现在呢,国民政府不但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时还从美国那里拉来了不少援助,因此国民政府还没有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而且就双方的军事实力而言,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虽然还是比日军差了不少,尤其是在火炮和空军方面差距更是悬殊,但是这种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数上的优势弥补上,因此老蒋表现的很“淡定”。
如果搁了前两年,日本人只要将和谈这块儿肉骨头抛出来,老蒋恐怕早就巴巴的凑上去了。总而言之现在的老蒋有几百万大军以及不断传来好消息的各个战场作为坚强的后盾,整个人终于可以挺起腰杆说话了。
对以上质疑,日本方面的代表当然毫无回答的准备。毕竟铃木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佐,他只负责在中国派遣军或地下秘密工作范围内保持联络。
于是宋子良又转述了重庆方面意见:“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很快,中日两国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除铃木中佐、今并大佐外,尚有新参加的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
而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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