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詹姆斯没有她那么热情。他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他挣得不够多——他妻子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仍然记得他母亲每天早早起来,穿上制服去工作。一年冬天,她因为流感在家里休息了两周,他们不得不关掉暖气裹在两床毛毯里面。到了晚上,他母亲会给自己粗硬的双手涂油,想让皮肤变得柔软一些,见此情景,他父亲会愧疚地离开房间。“不,”他告诉玛丽琳,“等我成为终身教授,我们就不缺钱了。”他拉起她的手,掰开她的手指,吻她柔软的掌心。“告诉我,你不会再想着出去工作。”他说。最后她终于同意了,但是,她还是保留了汤姆·劳森的电话号码。
第二年春天,詹姆斯——新晋终身教授——开始上班,孩子们开始上学,玛丽琳待在家里折叠洗好的衣服,这时,电话响了——弗吉尼亚州圣凯瑟琳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玛丽琳,她母亲去世了。那天是1966年4月1日,玛丽琳的第一个反应是:真是个可怕的、没有品位的笑话。
婚礼那天过后,她已经近八年没和母亲说话,在此期间,她母亲也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内斯出生、莉迪亚出生,玛丽琳都没有通知母亲,连孩子的照片都没给她寄过。有什么好说的?她和詹姆斯从未讨论过她母亲在婚礼那天对这场婚姻的评价:这样不对。她根本不想再去回忆。所以,当詹姆斯晚上回到家时,玛丽琳只是简短地说了句:“我母亲死了。”然后她走到炉子那里,又补充道,“草坪需要修了。”他立刻明白,他们不会再讨论这件事。晚饭时,玛丽琳告诉孩子们外婆去世了,莉迪亚翘起脑袋问:“你难过吗?”
玛丽琳看了丈夫一眼。“是的,”她说,“难过。”
她母亲的后事需要处理:签署文件、安排葬礼。所以,玛丽琳离开詹姆斯和孩子们,开车去了弗吉尼亚——她早已不把弗吉尼亚当作自己的家——整理母亲的遗物。出了俄亥俄,进入西弗吉尼亚,大小河流闪过车窗,女儿的问题一直在她脑中回响。她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
她难过吗?更多的是惊讶,惊讶于自己竟然还是如此熟悉母亲的房子。即使过了八年,她仍然记得怎么晃动钥匙——先向下,再向左——才能打开门锁;仍然记得纱门会自动缓缓关闭,发出嘶嘶的声音。前厅的炉火燃尽了,起居室的厚窗帘拉上了,但她能够凭直觉在黑暗中前进。她在扶手椅、搁脚凳、桌子和沙发之间灵活地穿行,一下子就准确地摸到电灯的棱纹开关。这里本可以成为她的家的。
灯光亮起,她看到自己小时候那些熟悉的破旧家具,褪色的淡紫墙纸,上面有丝绸一样的纹理。瓷器柜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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