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正像很多人所指出那样,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处境其实是十分孤寂的。
身体状况也更加堪忧。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在台北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
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changesnecessaryforthegrowthof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译者注:“魔鬼的辩护士”是中古基督教会的一种制度。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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